趙家和教授和妻子在清華大學的合影（2012年5月3日攝）。 新華社發(fā)
他身家千萬，卻把一件１美元的化纖毛衣穿了十幾年。
他有一兒一女，卻把全部積蓄都捐給了素不相識的孩子們。
他明知時日無多，卻在生命的最后時段發(fā)起了一場愛心接力。
他就是清華大學教授趙家和。
趙家和逝世４年后，他匿名資助貧困學子的故事不脛而走。人們在深深的震撼中，追憶著他的故事，也在無限的懷念中，追隨著他的足跡。
趙家和教授在國外講學（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
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樣，都是光照人間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２日晚，一輛白色的面包車從清華大學校醫(yī)院出發(fā)，載著一具老人捐獻的遺體，飛馳向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
清華大學校醫(yī)院的一間普通病房內，老人在最后的半年時間與肆虐的癌細胞抗爭。晨曦時分，他常常坐在輪椅上，請護工推他去透透氣，偶爾有氣力，也會在荷花池邊走一走。
來來往往的病友不知道，這個戴著眼鏡、面帶微笑的“趙老師”就是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的奠基人。他完成了自己最后的心愿，離開這個世界，已然無懼無憾。
趙家和生前有個經營多年的“宏大計劃”，他以一個經濟學家的縝密嚴謹一步步達成自己的目標。２０１１年３月的一天，趙家和突然找到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原黨委書記陳章武，托付給他一項“秘密事業(yè)”——把他畢生積蓄１４０９萬元以資產委托管理的形式，籌劃成立“甘肅興華青少年助學基金會”。
這１４０９萬，源自趙家和２０多萬美元的投資款。
１９９８年，到深圳講學的趙家和偶遇正在創(chuàng)辦投資公司的學生劉迅。“他提出要拿點錢給我們試試看，我們感覺壓力挺大，他是老師、又是前輩，都退休了，給我們這些錢干嘛呢？”劉迅說。
此后，趙家和先把約２０萬美金打給劉迅，又陸陸續(xù)續(xù)添了一些，有時是幾千人民幣，有時是幾千美元，都是他馬不停蹄在外講學的勞務費或為公司咨詢的顧問費。除了給劉迅的公司一些“醍醐灌頂”的指點，他從不過問資金的管理情況。
直到２００５年，劉迅告訴他資金“翻了幾個滾，到了５００多萬元”，趙家和才簡單地在電話那頭說了句：“嗯，可以做點事了。”
“當時他沒有說要做什么，過了一段時間，才告訴我要做助學，那一刻我被震撼了，趙老師一家的生活并不富裕，這筆錢不是用來改善生活，而是全部用于給窮苦孩子求學。”
實際上，得知有了啟動資金后，趙家和就自己跑去北京遠郊“做功課”。從實地調研到模型論證，他用去大半年時間，光是搭乘公交的車票就壘起厚厚一沓。老伴心疼他路途奔波，勸他包個車，他卻說什么也不肯。
一個個問號，訴說著他細致入微的思考：高中？金額／人？何時到款？協(xié)議／合同格式？……在一個列滿經濟學公式的筆記本里，夾雜著很多泛黃的紙片，寫著實地調研的各類情況。
“趙老師常常強調，資金有限，要花在窮孩子最需要的地方。”劉迅說，他覺得從小學到初中有義務教育減免政策，大學有國家助學貸款，高中孩子正是要勁的時候，需要錢。
２００６年，趙家和的第一筆助學款從北京寄出。從此，江西、湖北、吉林、甘肅等地的很多學生重新走上了求學路。
２００９年，他發(fā)現了資助學生過于分散導致“四處撒錢”的情況，決定從甘肅省白銀市實驗中學開始，嘗試向西部轉移。
趙家和的“計劃”推進順利。然而，命運弄人！此時的趙家和被查出肺癌晚期，癌細胞已向脊椎和腦部轉移。這促使他加快了自己的步伐。
就在劉迅等少數知情人士“慶幸趙老師還有錢可以好好治療”時，他卻提出要把所有的積蓄拿出來設立基金會。
為什么，在別人都要尋求安逸的晚年，他卻選擇去做一件“明知很難的事”？而在飽受病痛折磨的最后時光，他還堅持要把這件事“不折不扣地做下去”？
“趙老師心中有團火。”學生張?zhí)諅フf：“他常說，‘做任何事都要有個標準，就是看對社會、對民族、對國家的貢獻究竟在哪里’。”
記不清有多少次，趙家和躺在病房、打著點滴，仍堅持與陳章武等商議基金會的籌建事項。“他常說，我們也沒有多大的本事，不做錦上添花，就做一點雪中送炭的事吧。”
２０１２年初，基金會在蘭州宣告成立，陳章武專門給趙家和致電報喜，“他只做了兩點交代，一是在基金會宣告成立的新聞稿里不要出現他的名字，二是從蘭州回到北京不要給他帶任何禮物”。
盡管新聞稿后來改為“一位身患癌癥的清華退休老教授捐的錢”，陳章武回京后還是“吃了批評”，因為趙家和認為這樣的表述很容易讓別人聯(lián)想到他。而甘肅校友捎來為他治病的蟲草，他也堅持用自己的錢買了下來。
“從頭到尾，他都沒有想過自己。”劉迅說，“他達到了一種很高的境界，超然而專注、簡單而平實，讓你不由得跟著他的腳步走。”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２日１７時３０分，趙家和走了。仲夏時節(jié)的落日余暉，灑進小小的病房，照亮他消瘦而蒼白的臉。
因為遺體要在限定時間內運往醫(yī)院供研究使用，很多人雖匆匆趕來，卻沒能見上最后一面，只是聽醫(yī)生說，他走得平靜安詳，眉目舒展。
好友劉尚儉說：“最后一次見他時他曾說，‘我已經做了我認為最好的安排，求仁得仁，了無遺憾’。”
那天晚上，協(xié)和醫(yī)院依循慣例，舉行了簡單的遺體接受儀式。沒有花圈簇擁，也沒有白菊黑紗，只有那句映在大廳屏幕上的話語，從此刻在送別者心中：
“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誕生一樣，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樣，都是光照人間。”
生在校園、長在校園，教書育人就是他一輩子的事
一個褪了漆的雙門書柜，一個有些歪斜的四輪置物架，一個小小窄窄的茶幾和一個素色簡易的三人轉角沙發(fā)——這些就是趙家和家中客廳的全部家具。
他去世后，老伴吳嘉真常常一個人坐在這里，時而整理下他生前的筆記、書稿，時而出神望一會兒墻上懸掛的金婚紀念照——那是他去世前２個月，打起精神陪她在校園內拍攝的。
“他生在校園，長在校園，教書育人就是他一輩子的事。”吳嘉真仰慕和欣賞的趙家和，就是一個“離不開學生”的人。
１９３４年９月，趙家和出生在清華園，他的父親是法學系主任。在那個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年代，他在幼年就體嘗了時局動蕩、輾轉遷徙的辛酸，又在少年時代目睹了西南聯(lián)大師生追求進步、奮起抗爭的歷程。
“也許從那時起，趙老師就樹立了一種對教育特殊而深厚的情感。”陳章武說。
１９５５年，趙家和從清華大學無線電系畢業(yè)，拿到了學校第一屆“優(yōu)良畢業(yè)生”獎狀。這個被同學公認為“絕頂聰明”的人留校后就擔任本科教學，他主持研究的電子材料也是很受關注的熱門領域。１９６１年，他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全校公認的骨干人才。
“當時我剛調到化學系搞新材料，聽說他很厲害，就去請教，兩個人在系館的樓梯口簡單交流了一下。”趙家和與吳嘉真這兩個高才生，就這樣在清華園初次相識。
從此，美麗的校園留下了他們一生難忘的印跡，也讓趙家和對這個心靈的棲所有了更深的眷戀：在新齋宿舍留下第一張約會字條；在西大飯廳跳過第一支交誼舞；在工字廳門口散步聊天；在校醫(yī)院迎接孩子第一聲啼哭……
春夏秋冬，花開花落。兩個分享著同一份熱愛的人就這樣攜手同行，在三尺講臺釋放著他們豐沛的才情。無論是困難時期的清貧困苦，還是文革時期的迫害摧殘，趙家和與吳嘉真始終相依相守、淡然面對，儼然一對“神仙眷侶”。
１９７７年，學校委派趙家和籌建電化教育中心；１９７９年，學校又調他到科研處搞管理；１９８５年，年過半百的他再次轉行，籌建改革開放后清華大學第一個文科學院——經濟管理學院。
每次接到新任務，言語不多的趙家和只說一個字“好”！有的同事為他丟了老本行“叫屈”，他卻總是一笑置之。
在科研處做管理，趙家和因為外語好被派到國外采購設備，最終為學校帶回了“腰斬”市場價格的計算機。
“那還是改革開放初期，出國條件艱苦異常，趙老師既當領隊又當翻譯，２０多天連軸轉，回來瘦了十幾斤，還落下了失眠的毛病。”８３歲的老教授桂偉燮說。
籌建經管學院，趙家和主筆起草金融系的整個教學大綱，引入大量國家急需的切合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國際教學資源。
“當時院辦只有４張辦公桌。不少主意都是老趙提出來的，事后證明也都正確。”８５歲的學院老書記邵斌說。
從零開始，心甘情愿。滿腔熱忱，燃燒似火。
趙家和的英語在經管學院數一數二。他特別耐心地鼓勵學生“要敢張嘴”，很多同學都忘不了他“鼓勵的目光”。
“別看趙老師平時很和氣，有一次遇到一個說國內這不好那不好的‘海歸’，他當場就發(fā)火了。”經管學院副教授何平說。
清華園，見證了趙家和勤勤懇懇、兢兢業(yè)業(yè)的一輩子，也深藏著這個老一輩知識分子對家國深沉而雋永的愛戀。
“他為助學基金會取名‘興華’，既與‘清華’讀音相近，也是‘振興中華’之意。”劉迅說。
退休后，趙家和應邀赴美任教，講授中國經濟改革實踐。兩年多后，他帶著２０多萬美元的講學費，毅然回國。
“那時他對我說要回家，我們都以為他是打算帶著美國的講學費用回國做投資，沒想到他后來隱姓埋名搞了助學。”好友劉尚儉說。
２０多萬美元，在當時頗為可觀。為了攢下這筆錢，趙家和一家過著別人難以想象的“苦日子”。
進超市，直奔最便宜的雞腿和法棍面包；買衣服，會揀１美元的化纖毛衣；“精打細算”的結果，是全家人后來都“怕吃雞”。
“在美國最常見的一種紫黑色的蘋果，我是這幾年才知道叫蛇果，一直沒吃過。”吳嘉真說著，淡淡笑著，有對那一段時光的回味，卻沒有對老伴的埋怨。
沒有到訪過趙家和家中的人很難相信，這位知名學者就住在清華校外一座２０多層高的塔樓里，７０多平方米的房子鋪著最老式的地板磚，唯一一件與時代沒有脫節(jié)的電器，還是學生幾年前“實在看不過去，硬給買來裝上的電視”。
打開老兩口的衣柜，結婚時趙家和買給吳嘉真的咖啡色呢子大衣還顯眼地掛在那里；８件領口和袖口磨得起毛的襯衣和４件西服就是趙家和的全部行頭。
這一生，趙家和就是個“富有的窮人”，也是個“聰明的笨人”。
“趙老師喜歡攝影，人物、風景都照得很好，可直到他去世我們才發(fā)現他連一臺專業(yè)相機都沒有。”
“趙老師不講究，平時在家吳老師做什么他吃什么，出差就在賓館樓下找個小館子，還經常請學生吃飯。”
“他從不跟組織講條件，生病住院都怕浪費國家資源。”
“他什么都能讓，領導職務給年輕人讓出來，辦公室給同事騰出來，自己的事都可以往后放，就是學生的論文、研究他催得緊。”
……
可以奔院士，他放棄了；可以賺大錢，他錯過了；可以過人人稱羨的生活，他卻沒有。
退休后，為了攢下助學資金，他在深圳當企業(yè)顧問，自帶鋪蓋租房住，由于地方太小，有時甚至要把一些物品暫時存放到學生家里；患病后，為了節(jié)約治療費用，他拒絕使用５００元一片的進口藥，而是托人從印度買回５０元一片的仿制藥，結果因過敏而致高燒不退。
“他脾氣很好，我們很少拌嘴，為了這個藥的事，我們有過爭執(zhí)，最終是他同意進口藥和仿制藥隔天輪著吃，到最后他臥床不起，看他實在難受，我又偷偷把藥都換成進口的。”吳嘉真說著，忍不住哽咽。
燃盡自己、照亮別人，這就是人們“始終仰視”的趙老師。他光明而悠長的心靈燭火，留給世間無盡溫暖。
“對于自己的病，對于自己的未來他表現得非常從容，每次探望趙老師，他最關心的，最愿意跟我們探討的不是他的病情，而是學院的發(fā)展、國家的發(fā)展。”
“當時他整個下半身都不能動了，腿上扎滿了針，我們跟他討論針灸的工作機理，趙老師笑笑說，我到時把自己捐出去，讓醫(yī)生好好看看，它們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趙老師走后，大家自發(fā)建起悼念網站，首頁，黃菊花靜靜綻放，蔚藍色夜空群星璀璨，輝映著“深切緬懷中國共產黨優(yōu)秀黨員、著名金融學家和金融學教育家趙家和教授”這幾個大字。
清華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姜勝耀說：“趙家和是一位有品質、有情懷的老師，也是一位有擔當、有風骨的知識分子。像他這樣的人是教育的靈魂，也是這個時代需要的脊梁。”
趙家和這個名字，是一種連接的紐帶、一種充盈的信仰
“最遺憾的事，是我想見恩人，他卻不在了。”一提起“趙爺爺”，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本科生何麗瓊的眼淚就止不住。
２０１５年，這個甘肅女孩到校報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一看那個資助她完成三年高中學業(yè)的“神秘老人”。
“奶奶好，我是趙爺爺資助過的學生，來自甘肅省。”初次見面，未及多言，門內外的兩個人都已潸然淚下。
一直教學生要把“邊際效益最大化”的趙家和把他一生最大的“投資”給了那些素不相識的學生們。
他去世后，人們在甘肅蘭州舉行了一場追思會，一群剛剛知曉“趙爺爺”的學生連夜趕來，望著照片中那個眉目慈祥的老人，很多孩子痛哭失聲。
“是趙爺爺讓我意識到，這社會上有人跟我沒有血緣關系，但依然關心我。”
“我一直覺得清華的教授是遙不可及的，但他的關愛真的給我了。”
……
甘肅莊浪一中校長李維倉說，因為家境貧寒，不少孩子心態(tài)很消極，對社會充滿質疑，可是獲得資助后，他們改變很多，對未來萌生了希望。
錢到人到心到，扶智更要扶志——這是趙家和生前對基金會提出的期望。４年來，基金會不僅及時精準地對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資助，還組織志愿者通過家訪、講座等形式為這些孩子“扶志”。
有個農民企業(yè)家每年捐款１０萬元，定期給同學們講自己“差２０元輟學，到工廠搬磚”的經歷；另一個捐贈人，同樣來自大山深處，同樣割過豬草放過牛，風塵仆仆趕到大西北深處的教室，帶來一整箱的勵志書……
“我們的捐贈人絕大多數是工薪階層，很多曾經是苦孩子，他們的參與對學生心靈的觸動遠遠超過了金錢的資助。”陳章武說。
“貧窮不是我的過錯，但是拿著好心人資助的錢而不努力學習，那是種罪過。”
“我不能放棄，不止為了我的夢想，也為了不辜負父母、恩師以及給予我無私幫助的你們。”
……
受助學生每學期要寫一封學習、思想、生活匯報信，這是趙家和生前提出的唯一要求。讀著這些信，陳章武的腦海中常常閃過趙老師笑呵呵的樣子：“我們的資助不應成為孩子們的負擔，所以他們不用考慮我們是誰，物質的資助作用是最小的，真正起作用的應該是心靈的關愛。”
４年間，趙家和這個名字，漸漸成為一種連接的紐帶、一種充盈的信仰。
一位８８歲的老先生輾轉找到陳章武，要把這輩子的積蓄全部捐贈。他說：“這輩子錢就這么多，想像趙老師一樣做件有意義的事。”
一名在清華接受過短訓的學員把父母４萬余元遺產全部捐給基金會，他還囑咐剛成年的女兒：“我會接著捐，捐不動了，就輪到你了。”
打開基金會網站，捐贈流程、定點學校、年度報告等事項一目了然，唯有捐款人姓名不對外公布。
“大家都表示要以趙老師的名義繼續(xù)把這件事做下去，所有人不在基金會拿一分錢、基金會也因此成了一個基本沒有管理費的特殊組織。”陳章武說。
１００元、５００元、幾萬元、幾十萬元……截至２０１６年７月，趙家和留下的本金并未減少，已有５００余位愛心人士向基金會捐款近千萬元，累計資助２２０４名貧困學生，其中逾八成考入大學。
遵照趙家和生前“銅板不分大小、愛心不分前后”的理念，每收到一筆捐贈，基金會都要向捐贈人寄出一封感謝信，并附正式收據。
翻開正紅色的感謝信，一首詩歌《大愛行》躍然紙上，這是大家在趙家和去世后加印上去的：……誰的深情，寄望著深深苦讀的學子寒門。誰的眷戀，傾注在絢麗多嬌的如畫江山……
培養(yǎng)一個學生，改變一個家庭，帶動一個村莊——在趙家和生前未能去過的廣袤山鄉(xiāng)，基金會的理念越傳越遠，志愿者的隊伍越來越壯大。
甘肅受助學生張亞麗從南京財經大學畢業(yè)后去了西藏支教，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暑假，她組建了兩支公益支教團隊回到家鄉(xiāng)，為當地小學募集圖書。她說：“我相信每一個接受過資助的山區(qū)學子都會想把這份愛心傳遞給社會。”
４年間，不少考上大學的受助學生自發(fā)來到北京城郊的長青園公墓，在密密麻麻的遺體捐贈者的名字中尋找“趙爺爺”，然后含淚帶笑，給他“匯報思想”。
“趙爺爺讓我看到了什么是社會的良心。”何麗瓊說，“我以后想做一名調查記者，多去關注一些社會的邊緣人群，不說為了社會的進步做什么，只求能讓社會做出一些改變。”
每所學校１００個孩子，每年１０所學校——４年間，那永不熄滅的心靈之火，正在照亮追隨者的足跡。
“那時候趙老師只說錢花完就花完吧，我們沒想過做大做強，只希望能有更多不帶功利色彩的慈善組織出現，有更多的愛心匯成暖流，有更多的人向他的精神靠近。”
７０歲的陳章武“還沒有休息的打算”，在找到可以接力的合適人選之前，他還要繼續(xù)往西部跑，“把趙老師的故事講給更多人聽”。（吳晶、張漫子、劉奕湛、陳聰、胡浩、施雨岑、王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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