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變，俄烏、巴以沖突，大國間的地緣政治博弈，西方的經濟民族主義、排他性的貿易保護主義，都給未來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二戰后建立的世界秩序所面臨的危機不是僅限于部分地區的短期局部危機，而是波及全人類的長期系統危機。
那么，該如何應對人類文明生存與發展所面臨的巨大挑戰？政治對話和文明交流互鑒是人類唯一理性和負責任的選擇，暴力和戰爭則是人類必須避免的手段。值得強調的是，任何文明的初心都是和平、發展、美好，沒有哪種文明公然提倡戰爭。雖然美國學者亨廷頓主張的“文明沖突論”曾在西方風靡一時，但實際上文明本身并不必然發生沖突，只是可能被少數政治人物、政治力量所操縱，他們把文明當作一種工具。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將文明意識形態化，樹立二元對立的零和博弈思維，再延展到宗教、種族、民族、黨派、階級等概念中，所有這些概念都被強加以對立的意涵。在缺乏共識的情況下，非理性、野蠻和暴力滋長。例如，俄烏沖突作為同一文明內部的沖突，就被意識形態化為民主和專制的對立。
在這種情況下，發展是安全與和平的基礎，沒有發展就容易滋生暴力。從歷史上看，當社會、經濟發展得好，所謂的文明沖突就得以消解；當發展步伐放緩甚至停滯的時候，所謂的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就會爆發。這已經在漫長的歷史中顯現出規律性。
文明的工具化還會帶來歷史的惡性循環。越是發展遇到問題，一些政治集團越是將文明工具化，制造的沖突就越激烈，導致的發展問題也因此進一步惡化。現在，西方不能解決其內部面臨的問題，全球經濟處于下行周期，地緣政治和經濟格局也暴露出結構性問題，世界要如何跳出惡性循環的怪圈？答案是要通過對話，回歸各個文明的初心。回望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聯合國正是通過號召文明對話，促進了世界的和平發展。
在這個背景下，中國提出全球文明倡議，面向世界發出推動文明交流互鑒的呼吁。文明對話是國際公共產品，能夠消除歧視偏見、增進理解信任，促進理性地解決沖突和爭端。中國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局出發，愿意提供更多文明對話的舞臺，體現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國際責任感與歷史擔當。
另一方面，文明對話也體現了中國方案中獨特的中國思維，其本質來源于中國文明。中國文明體現出幾個主要特性。一是世俗性。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是根據事物本身的面貌，而非人的主觀意志做出的。例如道家所提倡的“道法自然”，即尊重自我生成的秩序。儒家的核心觀念“中庸之道”，則是在不破壞原有秩序之上的些微調整。二是互相依賴性，或“嵌入性”。中國文明中有陰陽觀，但“陰”與“陽”并非互相排斥對立，而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互相包含，和平共處。三是開放包容性。這主要表現在中國人對“水”的喜愛。水向任何事物開放，也包容任何事物。四是長期主義。數千年不中斷的中國文明賦予我們特殊的長期主義，我們不以一時一刻的得失來衡量成敗，而是有長遠的戰略考慮。當然，長期主義并非一些美國人口中的“馬拉松主義”，即中國要通過長遠規劃最終打敗美國。恰恰相反，中國所追求的是“和諧”“和而不同”，在國際事務層面，中國一直在踐行源自上述文明特征的外交政策，即和平共處。
在近代以來世界現代化格局的塑造過程中，中國文明的巨大貢獻往往被忽視。實際上，中國理念對西方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例如在經濟領域，中國古典《易經》和道家的“無為”思想被視為世界上第一個政治經濟學派——法國重農學派的思想核心。在重農學派中，“無為”被表述為“不干預”和“經濟自由”。這一思想也深刻影響了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理論。在教育領域，中國儒家的“有教無類”思想構成了西方近代以來逐漸發展出的大眾教育的思想根源。盡管大眾教育的經濟基礎是近代以來的工業化，但“有教無類”則是其思想基礎。在社會領域，中國古典的“大同社會”理念和歐洲自近代早期開始形成的社會主義理念具有高度一致性。也正因如此，近代社會主義思想從歐洲傳入中國之后，中國知識分子能夠毫無困難地將其接受。
從這個視角，我們更能夠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性和全球意義。第一，強調中國式現代化，表明我們意識到也存在“歐洲式現代化”“美國式現代化”“日本式現代化”。這里強調的是現代化的多元性，不同文明不僅對現代化含義的理解不同，追求方式也不同。
第二，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要強調只有當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符合其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國情時才會成功，否則就會導致失敗。從經驗上看，那些符合本國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往往是成功的，而那些生硬照抄照搬其他國家現代化模式的現代化往往是失敗的。我們希望所有國家都能找到符合其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模式。
第三，強調中國式現代化，表明我們不會像一些西方國家那樣向外推行自身的現代化，把自己的現代化模式強加于其他國家。
第四，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提倡文明對話、文明互學互鑒，共同推進世界的現代化。如果延伸到外交領域，就是獨屬于中國文明的破解之道——從自身的文明傳統出發，展現世俗性、互相依賴性、開放包容性和長期主義等特質，確立不稱霸、對外開放、推動經濟全球化、良性競爭和包容共贏的原則。這不僅符合中國利益，也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
（作者：鄭永年，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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