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鉤沉】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的重要時期。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載入史冊，在黨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黨的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以下簡稱“七大黨章”）同樣有著重要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是民主革命時期最完備、最詳盡、凝聚全黨智慧最好的一部黨章，是1928年黨的六大之后歷經17年斗爭錘煉的中國共產黨由弱變強、轉敗為勝、走向成熟歷史的經驗總結，是黨成熟的重要標志，也是黨章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為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保證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等徹底勝利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闡明了黨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為推動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歷盡艱辛獲得的寶貴精神財富。劉少奇同志在《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發表時改為《論黨》）中指出：“百余年來，災難深重的中國民族和中國人民，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爭，積有無數豐富的經驗，這些實際斗爭及其經驗，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偉大的理論”，并總結說，“這個理論，就是毛澤東思想”。他還在報告中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體系進行了比較完整、系統的概括，包括關于新民主主義、解放農民、革命統一戰線、革命戰爭、革命根據地、黨的建設的理論與政策等；還強調毛澤東思想“乃是發展著與完善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乃是中國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國理論”，“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在目前時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繼續發展，就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揭示了毛澤東思想的豐富內涵和本質特征，使全黨對毛澤東思想有了比較完整的認識和深刻的理解。
七大黨章堅持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在總綱中強調：“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并在條文第一章第二條“凡黨員均有下列義務”中的第一點就強調“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覺悟程度和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2冊）可見，七大黨章不但確立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針”的指導地位，并且把學習領會毛澤東思想規定為每個黨員的義務。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反映了黨的理論水平的極大提高。至此，毛澤東思想更加在全黨達成共識、引起共鳴，更加成為黨的思想武器，進而不斷發揮其“指針”作用，發揮其指導革命斗爭等一切工作不斷取得成功的真理作用，成為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創新的偉大典范，并最終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為引領全黨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七大黨章在組織章程條文之前增加了總綱，這是黨章史上的先例，也是之后黨章的慣例。劉少奇同志在《論黨》中強調：“我們現在制訂了黨的總綱，加在黨章前面。這就是我們黨的基本綱領。這也是黨章的組成部分，是黨章的前提和總則。”七大黨章的總綱簡明扼要地指明了黨的性質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奮斗目標是“為實現中國的新民主主義制度而奮斗”，最終目的“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同時還深刻完整地揭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闡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領導力量、動力、對象、任務和特點等，深刻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必須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切革命的群眾組織及革命的國家組織之中堅”。七大黨章為黨內外了解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范本。
七大黨章的總綱實際上就是黨最基本的政治綱領和組織綱領，是我們黨公開樹立起來的一面旗幟，“是在全世界面前樹立起可供人們用來衡量黨的運動水平的里程碑”，有助于教育黨員在提高認識的基礎上自覺執行黨章，“凡是黨員，都必須承認這個總綱，并以這個總綱作為自己一切活動的準則”，而這“將更加促進全黨的團結與統一”。可見，七大黨章是一部指引全黨帶領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奪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綱領，日益對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和整個國家的革命與建設發揮能動性的引領作用，讓我們黨在七大后不斷奪取一次又一次勝利。
開啟了在黨章條文之前增寫總綱的先河，在黨的組織原則、組織制度、黨的作風、黨的紀律等方面為全面加強黨的自身建設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1945年，七大召開之際，全民族抗戰即將勝利，全國共有121萬名黨員，領導著9500萬人口的根據地，中國共產黨經過長期的革命錘煉，“已經是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的，有了自己領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現了王稼祥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中所揭露的，有的黨員“在政治上自由行動，不請示中央或上級意見，不尊重中央及上級的決定，隨便發言，標新立異”，“在組織上自成系統，自成局面，強調獨立活動，反對集中領導，本位主義，調不動人，目無組織，只有個人”，“在思想意識上，是發展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來反對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一切從個人出發”等“違反黨性的傾向”（《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8冊）。
為了切實加強黨的建設，為了保證全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和組織上、行動上的統一，七大黨章充分發揮其最根本的黨內法規和在黨的建設上的基礎性作用，對黨的組織原則、組織制度、黨的作風、黨的紀律等進行了強化和完善，努力“使全黨能夠在革命面臨新的重大轉變的關鍵時刻，在思想理論、政治路線和組織制度上得到及時正確的指導，得到團結一致爭取勝利的強有力的保證”（《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這實際上也標志著黨的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和紀律建設上的發展和成熟。
黨章作為黨的組織和黨員的行動準則，具有最高權威和最大約束力。正如劉少奇同志在《論黨》中所指出的：“黨章，黨的法規，不僅是要規定黨的基本原則，而且要根據這些原則規定黨的組織之實際行動的方法，規定黨的組織形式與黨的內部生活的規則。”鑒于此，七大黨章通過數個“第一次”全面加強了黨的建設。譬如，第一次以黨章條文的形式集中地明確地規定了黨員要履行的學習理論、遵守黨紀、堅持群眾路線和發揮模范作用的義務，以及擁有的發言權、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建議權、批評權等權利，體現了“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的辯證思想，提高了黨員對黨的事業的積極性與責任心，維護了黨內團結和統一。第一次強調了“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具有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精神”的黨的宗旨和“必須與工人群眾、農民群眾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廣泛的聯系。并經常注意鞏固與擴大這種聯系”的黨的群眾路線，并要求“每一個黨員都必須用心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必須經常警戒自己脫離人民群眾的危險性，必須經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內部的尾巴主義、命令主義、關門主義、官僚主義與軍閥主義等脫離群眾的錯誤傾向”。第一次揭示了要“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經常檢討自己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來教育自己的黨員和干部，并及時糾正自己的錯誤”的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第一次提出了“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還闡釋了個人服從所屬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等基本條件。第一次論述了發展黨員不唯成分、重在表現的原則和具體做法。第一次明確規定了中央委員會可以召集各地方黨委代表舉行黨的全國代表會議，而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具有撤換和補選部分中央委員等方面的權力。同時規定凡不執行中央和上級組織的決議的違犯黨章、黨紀者，應給予勸告或警告、撤銷工作、留黨察看、開除黨籍等黨紀處分，等等。這些“第一次”充分說明了七大黨章的開拓性、創新性，同時更彰顯出它在黨史和黨章發展史上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和貢獻。
（作者：黃偉，系貴州中醫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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