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Ｂ超神探”“縫兜大夫”“恒轉陀螺”
——普通醫生賈立群追夢３６年紀實
賈立群在給患兒做B超（資料照片）。一名普通的Ｂ超醫生，為實現“不讓一個孩子誤診漏診”的夢想，36年來共接診30多萬名患兒，確診7萬多例疑難病例，挽救2000多個急重癥患兒的生命，用高超醫術、廉潔作風和高尚醫德贏得“Ｂ超神探”“縫兜大夫”“恒轉陀螺”的美譽。連日來，在“我的夢·中國夢”百姓宣講團巡回宣講現場，北京兒童醫院超聲科主任賈立群的故事感動著京城百姓。
一名普通的Ｂ超醫生，為實現“不讓一個孩子誤診漏診”的夢想，３６年來共接診３０多萬名患兒，確診７萬多例疑難病例，挽救２０００多個急重癥患兒的生命，用高超醫術、廉潔作風和高尚醫德贏得“Ｂ超神探”“縫兜大夫”“恒轉陀螺”的美譽。連日來，在“我的夢·中國夢”百姓宣講團巡回宣講現場，北京兒童醫院超聲科主任賈立群的故事感動著京城百姓。
“Ｂ超神探”：打破醫學界“唯高檔儀器提高確診率”的定論
在北京兒童醫院，很多家長千里迢迢帶孩子專門點名做“賈立群牌Ｂ超”。做畢，有家長指著Ｂ超機問：“這是賈立群牌嗎？”賈立群笑答：“這臺機器加上我就可以叫‘賈立群牌Ｂ超’了。”家長恍然大悟。“賈立群”不是Ｂ超機品牌，而是眼前這位Ｂ超醫生。
這樣的誤會，緣于賈立群爐火純青的Ｂ超技術。自１９７７年進入北京兒童醫院工作以來，他通過在自己身上反復試驗，在回聲高低、液體清濁、血流性質和流速、臟器大小和形態中，摸索出兒童超聲圖像的特點和規律，成為我國兒童超聲領域的拓荒者。
２０年前曾被多家醫院診斷為“沒得治”的“肝臟血管瘤”雙胞胎患兒，經賈立群Ｂ超診斷后推翻原結論，并確診為可治愈“惡性腫瘤肝轉移”。最終孩子得救了。這種病例在世界上極為罕見，中國僅此一例。賈立群用高超的Ｂ超技術填補了我國醫學界的空白。
在西方醫學界，用腸鏡檢查結腸息肉是公認的首選方法，但患者需全身麻醉，十分痛苦，且費用高昂。令歐美專家難以置信的是，中國一個普通醫生賈立群，早已用廉價的Ｂ超技術１００％成功確診上千例結腸息肉患兒，打破了全球醫學界“唯高檔儀器提高確診率”的定論。
“賈立群牌Ｂ超”不僅征服了患者，而且成為處置突發醫療事件的“定海神針”。北京兒童醫院黨委書記沈穎告訴記者，２００８年２月以來，賈立群連續檢查出數十例“腎結石”患兒。敏銳的賈立群和臨床醫生發現這些孩子均有三鹿奶粉喂養史，遂向上級報告。同年９月，“三鹿奶粉事件”爆發。賈立群憑借對這類患兒的超聲檢查經驗，在短短３小時內便制定出“毒奶粉腎結石”的全國診斷“金標準”，并帶領團隊在此后數月中共篩查３萬多個兒童。
北京兒童醫院的資料顯示，３６年來，賈立群共接診３０多萬名患兒，確診７萬多例疑難病例，挽救２０００多個急重癥患兒的生命，無一漏診誤診。眼看今年６０歲的他即將退休，不少患兒家長聯名上書懇請醫院挽留。
面對“首都十大健康衛士”等諸多榮譽，賈立群很淡定：“讓患兒健康、讓家庭圓夢是我的職責所在。我的夢想其實很簡單，就是不讓一個孩子誤診漏診。”
“縫兜大夫”：“越是到不把兜縫上紅包都擋不住的地步，就越得守住底線。”
多年來，患兒家長為表示感謝，總想給賈立群紅包，老賈一次次謝絕。“數不清多少回，家長放下紅包撒丫子就跑，老賈總得沖出去追，醫院保安還以為他在追小偷也幫著攔。”超聲科醫生王玉笑著說。
一些家長總以為賈立群客套，就硬往他兜里塞錢，老賈躲閃時衣兜都被撕破了。為此，他干脆把白大褂兜口縫死，再塞錢的家長發現怎么也塞不進去，老賈笑著說：“兜縫著呢！您把錢用在給孩子看病上吧！”從此，“縫兜大夫”的綽號便在家長間傳開了。
衣兜被縫死了，可還是有家長想出各種花樣感謝老賈。有把紅包夾在報紙、雜志里的，有趁他洗手時硬別在他褲腰帶上的，還有給他手機卡充值的……然而，他每次都能巧妙地“完璧歸趙”。患兒家長鄭廣輝說，賈主任要么拿著紅包直接給患兒去交住院費、檢查費，要么等下次復查時悄悄塞進孩子衣兜……“總之就倆字——不收”。
賈立群拒收紅包但從不拒絕加號。有患兒家長趁他方便時“尾隨”至廁所，邊搖他胳膊邊往他手里塞紅包，賈立群在謝絕后為患兒加做Ｂ超。自那以后，老賈每次上廁所，魚貫而入的家長紛紛進去“搖號”，他一一答應。
賈立群一家的工資并不高，還要補貼在國外讀書的孩子。為省機票錢，孩子多年沒回國探親，只能與父母進行免費網絡視頻通話。
有人笑賈立群“太認死理兒”，可他說：“作為共產黨員，越是到不把兜縫上紅包都擋不住的地步，就越得守住底線。穿著縫死衣兜的白大褂上班，我心里踏實！”
“恒轉陀螺”：２０多年不吃午飯 ２４小時隨叫隨到
北京兒童醫院是我國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兒科醫院，每日Ｂ超申請單動輒數百張。為讓上午空腹等候做Ｂ超的孩子少挨餓，賈立群養成不吃午飯的習慣，把午休一個半小時擠出來多檢查８到９個患兒，這一堅持就是２０多年。
和北京兒童醫院一墻之隔，有一棟上世紀８０年代的老樓，賈立群一家住在這棟樓一套４０多平方米的職工宿舍里。其他老職工早已搬進大房子，可他一直不肯換房。記者問他為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怕住遠了，出急診時趕不回來。”
“不僅住得近，賈立群下班后的生活半徑也局限在醫院周邊５公里范圍內。他向醫院承諾只要在北京，２４小時隨叫隨到。”北京兒童醫院主管技師王景麗告訴記者，去年的一個夏夜，老賈一宿被急診叫來１９次。用他老伴兒的話講，那一宿他凈在床上做“仰臥起坐”了。
在不少同事眼中，賈立群就像個恒轉的陀螺：日均工作１２小時，沒有節假日；一年３６５天有三分之一時間到醫院出急診……在老賈的帶領下，超聲科日均Ｂ超量約４００人（次），團隊日均加班約３小時，在保證診斷精度的前提下，把Ｂ超預約時間由６０天縮短至３天。
長期高強度工作讓賈立群的身體吃不消。一次，老賈突發“闌尾穿孔壞疽”，其醫學疼痛度列第１１級（最高１２級）。為讓患兒及時檢查，他強忍劇痛堅持到夜晚查完最后一個患兒才被送去手術。
對工作超常付出的背后是對家庭的愧疚。“老賈經常加班，我每天只能跟空氣說話調劑自己。我唯一的愿望是他能過正常人的生活，晚飯后我們遛遛彎兒，但直到現在都沒實現。”說起這些，賈立群的老伴賈京燕早已沒了怨氣，“這輩子，凈聽他說‘對不起’了。作為丈夫，我給他打不及格，但他是個好醫生，我理解他所付出的一切！”
“指望每名醫生都以超負荷的工作狀態緩解醫療資源緊張并不實際，但作為一名普通醫生，只要堅守‘不讓一個孩子誤診漏診’的夢想，踏實工作，就一定能用‘健康夢’托起‘中國夢’。”這是連日來賈立群受邀參加百姓宣講團巡回宣講的片段，現場座無虛席，觀眾含淚傾聽。每場宣講后，老賈仍堅持趕回醫院為患兒補做Ｂ超。（陳新洲、周寧、高薇）
責任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