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安慶桐城市考察時強調，要加強歷史文化保護，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上協同發力，打牢社會治理的文化根基。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領域，提升社會治理水平，離不開文化的浸潤和賦能。自北宋宣和三年以來，徽州社會保持了千百年的穩定與繁榮，被譽為“東南鄒魯”，并形成了“徽州文化”，可為當下的社會治理提供借鑒。
積聚商幫財富，夯實物質基礎。徽之為郡，在山嶺川谷崎嶇之中，“郡邑田少民稠，商賈四出”，形成了龐大的經商群體，不斷積聚財富，為社會治理提供了穩定的經濟支持。一是商人群體的形成，緩解社會治理壓力。經過三次大的北方人口遷入和宗族的成長，徽州生存資源始終處在相對不足之中，以至于“一日米船不至，民有饑色”。在這種生存壓力下，徽州人源源不斷地走上經商之路，形成了著名的徽州商幫，他們勇于經商、善于經商、樂于經商，既解決了個人生計問題，又有助于解放當時的社會思想，為社會治理的順利開展營造了更為寬松的社會氛圍。二是支持宗族建設，化解社會治理難題。作為以血緣為紐帶的商幫，徽商經商成功后，會置辦族田、義倉，資助族中貧困人員的生活，有效縮小了族中貧富差距。他們積極建祠堂、護祖墓、修家譜，更好地維護家族的統一。宗族組織內部難題得到解決，無形中就穩定了社會秩序。三是參與地方事務，提供社會治理公共產品。徽州地區地勢斗絕、山川雄深、鳥道縈紆，路、橋等基礎設施修建難度大，導致開展社會治理的許多公共資源先天不足。徽商便投入大量財力用于修路、架橋，既為經商提供方便，也滿足了出行的需要；資助建立了大量書院，滿足了地方教育的需要。徽商還出資設立義田、義冢，做到樂善好施、賑災濟困、扶危救難。徽商熱心地方公共事務的行為，有效豐富了公共產品的供給，為社會治理夯實了基礎。
弘揚優良家風，營造社會風尚。歷史上徽州社會相對穩定、繁榮，其間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們從小接受家訓、族訓的熏陶。一是以“仁讓”之風化解社會矛盾。程光顯在《新安名族志》序中說：“新安，紫陽夫子鄉也，以仁讓教天下者，紫陽夫子之學也”。受朱熹影響，宗族不僅將“仁讓”作為家風，更是將其作為衡量是否為“名族”的標志。有了“仁讓”這個內在的道德追求，就能做到“凡基產界限所爭，不過尺寸，我以讓先，人必以讓應”，社會自然出現和諧的局面。二是以“睦族”之風增進了社會互信。富溪程氏家訓教育子孫要“和鄰里”，認為鄰里之間“居止相比，朝夕相接，出入相親，緩急相需”，因此相互之間要建立“鄰里親睦，鄉黨禮讓，貧富相資，緩急相赒，善過相規，強弱相濟”的友好關系。又如，績溪尚村是一個多姓氏的村落，自明代以來村民們便友好相處，特別是進入近代以后，為應對時代變遷帶來的沖擊，村民們組織了“積谷會”，無論家族大小及定居尚村的時間先后，各家族間以平等的方式自治互助，營造了和諧互信的社會氛圍。三是以“重本業”之風穩定社會秩序。徽州社會沒有受到傳統重本輕末觀念的影響，而是持“士農工商為人本業”的態度，館田李氏就主張依據家族子弟的資質高下，“能嗜學問者，則讀；能力稼穡者，則耕；能權子母者，則商；能工奇巧者，則技”，鼓勵族中成員各執一業。在農業社會里，農業是家庭和國家的基本經濟來源，自然非常重要，而社會物資的流動則依賴工、商，加之徽州宗族社會的內在凝聚力，實現了社會的有序流動。
探索多元共治，創新實踐路徑。徽州傳統社會不僅有移民社會的復雜性，也有徽商興起后帶來的社會分層與對傳統生活方式沖擊等社會問題，為此，徽州人在長期社會治理的實踐中探索出多元共治模式。一是充分發揮文會作用。徽州傳統鄉村中普遍建有文會，將之作為處理公議的重要機構。鄉村出現矛盾時，先在族內解決，族內解決不了的問題就訴諸文會，文會還不能解決的才報官府裁決，大大提高了社會治理效能。二是推行鄉約制度。受王陽明《南贛鄉約》的影響，加之明朝政府的推動，徽州地區也積極施行鄉約制度，嘉靖五年祁門縣率先立石申明鄉約，嘉靖二十三年鄭佐在歙縣創立巖鎮鄉約，此后知府何東序在徽州全境倡行鄉約。歷經明清，徽州基層社會存在著各種類型的鄉約，基本實現了宣揚主流思想、道德教化和治安防控等公共治理職能。三是實現官民共治。針對徽州“地狹民蕃，閭舍鱗次而集”，動輒出現數千民房遭遇火災的治理困境，弘治年間徽州知府何歆創設“五家為伍，甓以高垣”，創立了徽州建筑早期的封火墻，這一做法不僅彰顯了官民共治的社會治理成效，還造就了徽派建筑的標識“馬頭墻”。又如徽州社會“俗多負氣，訟起微杪”，但“大都墳墓之爭，十居其七”，針對這種現象，徽州官府多與宗族通過設立禁碑來預防解決。比如，桂溪項氏宗族就曾多次向徽州府知府、歙縣知縣請求設立杜絕盜侵墳塋禁碑，不僅保護了自家祖墓地產，也有效防范了矛盾糾紛的產生。
■ 徐彬 李淮州
（作者單位：安徽師范大學）
責任編輯：王振華
